君子“不器”何以欢喜？｜退藏

君子“不器”何以欢喜？｜退藏

　　重庆云岭茶叶,尿尿茶叶色,潮州凤凰镇茶叶《四书集注》里，朱熹有如下注解：“器者，各适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

　　欢喜，佛教术语，梵语pramudita，即接于顺情之境而感身心喜悦；亦特指众生听闻佛陀说法或诸佛名号，而心生欢悦，乃至信受奉行。“世尊为我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于修行之历程，有各种不同层次之欢喜。

　　关注退藏的朋友可能有印象，敬和拍卖“不器”专场曾在今年春拍期间就被藏家特别关注，可以说是敬和的品牌专场之一。

　　而本季秋拍，综合此前大拍的藏家反馈，以及其作为南方特色拍卖行的特点，敬和在即将到来的秋拍当中，在拍品的专场设置上进一步细化。

　　如退藏今天所关注的两个专场“不器”、“欢喜”。从拍品数量上看，两个专场分别含有接近200件拍品。整体以佛像、器座为主，紫砂以及铜器类亦当仁不让。敬和在器物方向的拍品，成为藏家重点关注的版块之一。

　　瑞兽水丞以精铜铸造，色古而凝重，头呈狮形，卷发披背，双目圆睁，炯炯有神，呲牙咧嘴，身披鳞甲，正中为水丞出口。四肢粗短健壮，前足翻转，后足踞地有力，尾巴鬃毛根根分明，蜷曲而上。此件水丞造型奇绝，精铜为材，颇具分量。色泽古朴浑厚，尽显苍穆气韵，具有明代典型造型工艺特征。

　　此壶以罕见的黄金段泥制作，泥料中黄金状颗粒密集，极其珍贵。以南瓜之形为壶体，南瓜蒂形为壶盖，以南瓜叶自然蓄出壶嘴，壶把塑成一段弯曲的瓜藤软茎，筋路纹理挺括周正，藤蔓枝叶布局巧妙，制作力度非同寻常，不愧是出自一代名工之手，是一件赏用皆宜的艺术珍玩。

　　作者简介：蒋万泉，清道光至同治年间(1821-1874)，为当年制壶名手。作品单纯，不苟丝毫，传器紫灵壶通体无瑕疵。他的作品，制作之规整，捏塑之巧妙，雕琢之精细，可谓匠心独具(见《中华文物鉴赏》。

　　中国嘉德2011年春季拍卖会，《紫泥菁英——紫砂古器汇珍》专场，编号3236。

　　“鱼化龙”，俗称“鲤鱼跃龙门”。宋·陆佃《埤雅释鱼》：“俗说鱼跃龙门，过而为龙，唯鲤或然。” 唐·李白《与韩荆州书》谓：“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 明·高明 《琵琶记·南浦嘱别》：“但愿鱼化龙，青云得路桂枝高折步蟾宫。” “鱼化龙壶”传为嘉庆、道光年间紫砂名家邵大亨创制，以其寓意“鱼跃龙门”而广受欢迎，为一经典的紫砂茗壶造型。

　　此壶以精炼紫泥抟就，圆润饱满，壶身通体饰海水巨浪纹，两侧各作一龙鱼戏珠的浅浮雕装饰，栩栩如生，相映成趣。壶盖在旋形波浪之中探出一活动的圆雕龙首，龙舌伸缩吐注，意趣盎然，龙尾延伸自然为把，整壶浑然一体，动感十足。盖内钤“玉麟”二字阳文印款。“鱼化龙”是黄玉麟擅长的壶式之一，全器饱满生动，神形皆备，大雅丰姿，妙若天成，是黄玉麟精湛技艺的充分体现，也是其艺术风格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茶熟香温》，古吴轩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页262。

　　据考证，玉成窑窑址在今浙江宁波慈城林家院内，该窑始创时间大约为清同治年间，其创始人就是被日本书法界誉为“清朝王羲之”的宁波籍书法大家、诗人梅调鼎。梅调鼎（1839-1906）字友竹，号赧翁。为浙东书风的开创者。今浙江宁波人，书法二王，诣臻神妙。当代书法泰斗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评价：“说到他的作品价值，不但当时没有人和他抗衡，怕清代二百六十年中也没有这样高逸的作品呢！”梅调鼎喜品茗，更爱紫砂。出于文人的爱好，在沪甬两地的名门资助下，在今宁波慈城创办了玉成窑，合作的有任伯年、胡公寿、虚谷、徐三庚、陈山农等金石、书画家、文化名人，还有制壶名家何心舟、王东石等。此件笔筒，正是玉成窑的一件佳器，该笔筒整体发色表现完全符合玉成窑的特点，窑温较低。笔筒正面刻绘以花卉纹饰，钤“东石”印，想为王东石制作并刻绘的一件文房雅器。

　　此套攒盘为目前所见带年款最完整的一套，其历经民国时期分散为三家后，近年得以团聚，十八个组件，竟能完美无瑕，实在是不可思议，诚为古代紫砂器之幸事。

　　此套攒盘的款识极为丰富和罕见，年款有“宣统二年”“庚戌年”，宣统存国极短，带清晰宣统纪年的紫砂器实如凤毛麟角。制作款有“南洋劝业会出品”、“宜兴陶器第一次出品”，尤其后者也是首见。陶刻者“颂九、琢如”，是清末民初时期比较杰出的陶刻家，作品清隽俊挺，向来受人喜爱。

　　锡制茶叶罐，至迟在清初就普及推广。清康熙年间文学家李渔所著《笠翁秘书-器玩部茶具》一节谈到：“贮茗之瓶，止宜用锡……以锡作瓶者，取其气味不泄”。此锡罐包浆光亮，色泽幽暗。带套盖，小直口，鼓肩，腹部渐收，平底，器型敦厚。外壁正面双线阴刻鹦鹉菊花图，背面镌刻诗文，落款“竹居主人刻”，又落小款“竹，居”。罐盖刻诗文并留“竹居刀”款，字体潇洒，结势大气。

　　此件执壶为典型的乾隆时期造办处风格，六棱瓜瓣，器分盖、壶身、执、流，盖上为梅花钮。直颈，平底内凹足。壶身一侧出竹节形长流，枝条探出与壶身相连，一侧安柏纹耳形把长柄。丰肩饰连珠状花卉纹，长腹上丰下敛，平底内凹以成圈足。颈部均錾刻花卉纹，腹部每面海棠形开光，内以细密的珍珠锦纹为地，浮雕花卉纹四组，壶盖、颈部、腹身开光、底足、花枝形壶把及细长竹节三弯流均予以鎏金，灿烂的鎏金与深沉的乌铜本色交相辉映，设计精巧，富丽堂皇可赏可用，堪为精品。

　　此件铜胎掐丝珐琅尊仿西周四方尊制式，大口外侈，短颈，颈部四周设六道短出戟。宽肩，腹部向下收紧至足，亦出脊六条与颈部出戟对应。器身底部承高圈足，同样六道出戟，底设增高的边条。通体纹饰繁密，颈部、腹部、圈足下层以湖蓝色釉为地，装饰螭龙纹。圈足上层和边条以浅蓝色为地，分别装饰缠变形几何纹。器身正面饰饕餮纹，掐丝细腻颜料打磨平整，其彩料颜色严格按照红、白、黄、深绿、浅蓝，宝蓝。增加地色层次。细细观察可见器身黑色部分并非黑色，而是由墨绿色氧化后变色制深褐色符合明代颜料变化规律。出脊鎏金略有脱落，年代感跃然而上，釉色绚丽，十分精彩。

　　此件铺首尊盘口，上錾刻回纹，束颈丰肩，鼓腹，腹部接铺首，上有活环，高圈足，颈腹主体以粉蓝色珐琅釉为地，上有掐丝缠枝花卉纹样，花朵造型饱满，花茎粗壮，枝叶繁密，以宝蓝色填充枝干，红、黄、绿诸色装饰花朵，色彩艳丽饱满，其花叶形态及排列方式尚有明代遗风，花瓣与花蕊颜色各不相同，其掐丝亦流畅大气，色彩丰富绚丽，线条流畅自如，此物在造型上取法汉代青铜尊，造型敦厚，颇具气势，乃文房陈设之雅器。尊的造型出现于春秋晚期，流行于战国至汉代。在明清时期，出于崇古的需要，掐丝珐琅器多按古青铜器样式制作，此物便是同时期珐琅器中的典型作品，铜质精纯，器壁厚重，鎏金灿烂，掐丝流畅，填彩饱满，釉色鲜艳纯正，给人雍容华贵之感，具有浓厚的宫廷气息。故宫博物院收藏有相似器物，可资比较。

　　此尊尺寸较大，敞口，敛颈、鼓腹、束腰高圈足，肩部铆双狮活环一对。以汉代青铜器的造型为模板，反映出明清两朝陈设器物中的尚古之风。器身上作掐丝珐琅装饰，绘缠枝花纹饰，单线勾边，花叶边缘柔软卷曲，活灵活现，繁花造型彰显华贵曼妙之身姿，颇为精妙，是典型的康熙时期纹饰特点。掐丝粗细不匀，符合明代晚期，清代早期工艺图点，胎体厚重、釉层深厚、全器以蓝色为底，蓝釉色泽流露沈静典雅之气韵，花叶以红，黄，蓝，绿，白五色填彩，尤为突出跳跃，为清早期不可多得之佳作。

　　印铜铸，龙钮。印面阳线宽边框内铸汉、满两种文字，内容对照，汉文右上起顺读，满文左上起顺读，印文为阴文篆书体。印台有楷书刻款“大清乾隆三年四月造”。

　　清代实行八旗制度，旗（满语“固山”）、参领（满语“甲喇”）、佐领（满语“牛录”）三级管理，满、蒙、汉皆备，负责驻防各地。镶白旗属于下五旗之一，不是由皇帝所亲统，而由诸王，贝勒和贝子分统。“图记”为清代对八旗佐领及宗室、觉罗族长等的官印的称谓。“甲喇”又写作“札兰”，为满语音译，汉译为“参领”，是八旗制度里的中层组织，其首领为甲喇额真。

　　除“不器”外，另一个专场“欢喜”亦是敬和本季重点器物专场，品类多为佛像、器座——此即是敬和本季秋拍进一步集中细分的特色专场。

　　水晶摆件一组，有笔筒、水洗、笔舔、臂搁，摆件等，质地晶莹，工艺细巧。各配有木座。外盒上刻铭“文房清玩”、“辛酉年季秋，王永江赠”。

　　王永江（1871—1927），辽宁大连人，少时博览群书，才学过人，为人头脑敏捷，又善医道，在辽阳警政供职期间，深得袁金铠赏识。民国初年。王永江任奉天省城税捐局长时，始见张作霖。由于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东北金融紊乱，财政收入拮据，袁金铠趁机推荐王永江。1916年，王永江出任奉天省督军署高：级顾问，旋即为全省警务处处长兼奉天员警厅厅长得到张作霖信任。1917年，张作霖委任王永江为奉天省财政厅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王永江到任后，财政收入迅速好转，资金得以充实。从此，王永江深得张作霖器重。1926年，王永江鉴于军阀混战，借病请假回籍。此物或为王永江送予其上官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