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茶路上的晋商经验

以史为鉴：茶路上的晋商经验

　　怎样选茶叶,用茶叶做的糕点,喝过的茶叶山西商人贩茶发端于明代边镇的茶马贸易。在清代，山西茶商由明代的边镇一线向整个中国北部地区发展，在东北、西北及蒙古的广阔区域内进行贸易活动。山西茶商在东北至关外瑷珲（黑龙江城）、嫩江、齐齐哈尔、海拉尔、宁古塔、吉林、奉天；北至蒙古地区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仑、归绥；西至新疆的哈密、巴里坤、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阿克苏、叶尔羌等地的广阔的范围内进行贸易活动。清乾隆间，山西商人开辟了从福建武夷山贩运茶叶到蒙俄地区的茶叶之路，南下北上业茶的商人数量逐渐增多。

　　山西茶商所贩之茶来自南部各省，清代前期前往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浙江建德、安徽霍山一带贩茶，在各个茶产区设有多家茶庄。例如山西茶商前往两湖购茶，仅在湖南省临湘县就设有20多家茶庄，主要经营黑茶，或销往汉口继而转销他地，或直接销往蒙古和俄罗斯。清末民初，恰克图各街较大茶庄总共14家，仅所知的便有7家是山西商人所开设的。由此，山西茶商在恰克图巨大的贸易量可见一斑，山西茶叶贸易发展至极盛。

　　晋商所从事的茶叶贸易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并不是某个或者几个商人的成功，而是所有山西人抱团取暖，通力合作的结果。

　　在始于清雍正五年（1727年）的中俄恰克图贸易中，茶叶是山西商人在当地经营的主要商品之一。18世纪下半叶，恰克图贸易量迅速增长，年平均贸易量由71万卢布增加到464万卢布。19世纪上半叶，中国输往俄国的茶叶逐年增多。

　　根据俄国历史文献所载，到19世纪末，中国方面已经有了相当严密和发达的商人组织系统。中国商人们按照其资本的多少和经营范围的大小被分成个等级。属于第一等级的是24个最大的商人，他们居住在各省首府，每人拥有不少于6000卢布的资本；属于第二等级的是各省级城市里拥有资本不少于3000卢布的18名商人；最后是第三等级，共有12名商人，他们居住于省级或县级城市，拥有资本每人不少于500卢布。同等级的商人可联合组成公司，通常在同一个城市中每一等级可有4个公司。正是由于中国商人极高的组织性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各自为战的俄国商人，使得在贸易活动中中国商人明显居于有利地位。

　　彼时，在恰克图市场的中国商人选出四名监督人对交易情况进行监督，规定“如果有人用次货充好货，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一次、两次罚款，第三次再犯就被取消在恰克图经商的权力。”这种做法可以将追求短期利益的商人排除在外，达到打击劣质商品的目的。其次，在恰克图的山西茶商组织十分重视从宏观上把握商品供求关系，并对价格进行间接调控。他们要求每个商人及时了解市场行情和商品需求，特别是和俄国人贸易时更应详尽了解诸如俄国人究竟需要哪些商品，俄国人何时把他们的商品运抵恰克图，运来数量多少等等信息，而确定中方商人货物的最低售价。同时，商人组织还告诫成员要形成价格同盟，甚至有这样的记载“当俄商看到自己的商品价格占优势时，便按我们的要求订购比往常更多的这类商品运来，或他们自己决定更多地运来。这时，我们应立即停止交换他们的商品，并应告诉他们，商情单上已注明，这类商品供应已大于我方需求，或告知其他国家的商人已将这类商品运抵恰克图。这样经过一段时间，这种商品就会被俄商冷落，随之降价。”一旦有山西茶商按照规定的价格与俄商交易成功，把货物换了出去，其他人不会出更多的价钱。事实证明，山西茶商的联合行动确实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俄国商人经常抱怨当局说：“中国商人们经常得以按照仅为其价值三分之一的价格购买各种俄国货”。

　　山西茶商组织的原则是，成员必须在维持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实现个体的正常利润，避免个体交易的外部性。例如会具体规定“不应过分贪求购买俄国商品，在贸易中应不露声色。尽管某人极欲求购某俄商品，但私人利益不应代替总的，对大家和每个认真经营自己买卖的人都有利的东西。若此端一开始会损害秩序和与外商的贸易”。还有“凡违背共同的约定，擅自加大所运商品比例者，先将商品扣留，严防以各种借口允其进恰克图贸易，以免损害公共秩序，并密切注意前述商品比例变化的动向”。

　　如此一来，可以保证价格机制能够较好地发挥作用。山西茶商组织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一方面鼓励商人从俄方获取尽量多的商业情报，并要求每位商人坦诚地向组织告知自己知道的信息；另一方面，在组织内部共同分享关于俄国商人的信息。如规定：“为了更好地了解真正的商情，应向每位商人如实公布搜集到的全部行情资料。为此每天晚上要集合会商……并于翌日晨向我商界公布，哪些俄国商品禁止交易，哪些商品是紧俏商品。”

　　为了保证山西茶商组织内部规则的有效实施，该组织还制定了惩罚机制。如山西茶商组织规定对违犯贸易章程的行为进行严惩，指出“故意出过失者，罚禁闭六天，之后禁止其交易半个月”“凡透露商情公告单秘密者，杖责五十逐出恰克图。他的生意，如前所述，交给别人经营”。可以看到个体商人一旦违犯规定，其违规成本是很大的，可能远高于违规收益，因此违规行为变得不划算。另一方面，为了让组织成员认识到，虽然为执行制度自己付出了一定的成本，不过相较而言，自己的利益还是大于成本，从而使得实施制度产生正效应，山西茶商组织还制定了这样的规则“应奖励那些为推动贸易起了良好作用的商人”。

　　商人组织作为信息载体，有效地获取信息，并使得信息充分流动，降低商人的交易费用，同时通过严惩违犯章程的行为，避免由于商人个体交易产生的负外部性问题，通过先保证公共利益再实现商人个体利益。如果没有山西茶商组织，那么单个的山西茶叶商人就需要承担很高的交易成本。如进行交易前，商人先要对市场进行调查，获取关于俄方商品的价格和质量的信息，寻找对自己货物感兴趣的买主，然后，为保障交易契约的正常履行，还要对对方的资力与信用进行调查等等，这些原本需要由茶商个体承担的交易费用，由于山西茶商组织在获取市场信息方面具有规模经济，于是大大降低处于组织中的茶商个体所承担的交易费用。

　　汉口位于我国主要的产茶区——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的中心地带，同时又与皖、川、苏等我国南方其他产茶省份之间通过长江水路相沟通，而且还有畅通的陆路直抵恰克图，被称为“九省通衢”，交通十分便利。清中前期，山西商人前往武夷山贩茶；咸丰时，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产茶地区北移至湖北的羊楼峒，蒲圻县与湖南临湘县交界的羊楼司、临湘县的聂家市，安华及咸宁等处。山西茶商将所收购之茶叶汇聚于汉口，或沿长江上行至打箭炉，或顺汉水至襄樊再经赊店西行陕甘新疆，北行东西二口，至蒙古及俄罗斯腹地。汉口的山陕茶商分为红茶帮、盒茶帮和卷茶帮，经营红梅茶、三九砖茶、三六砖茶、二四砖茶、半斤砖茶、千两茶、米心茶等品种的茶货。红梅茶在汉口就地卖给俄国洋行；米心茶是把红梅茶末制成块，运至归化城，再贩往新疆；砖茶大部分销往内、外蒙古及俄国各地；千两茶在祁县叫三和茶，千两茶就是贡尖茶，比砖茶质高，运销陕西、甘肃、山西、张家口一带。

　　山西茶商中祁县商人占很大比例，他们所开设的为数众多的茶庄，不仅资本实力雄厚，而且规模较大，商业地位仅次于票号。他们批发的茶叶以砖茶为主，利润亦十分丰厚，人们往往以茶票庄并称之。祁县城因位于南茶北运的要道而成为山西中部的茶叶城镇。彼时，城内茶庄林立，茶商云集，极盛时开设茶庄达到数十家之多，是名副其实的“茶叶之城”。清咸丰、同治年间，祁县城内有长裕川、巨贞川、永聚祥、大玉川、裕生川、德泰全、大德诚、巨盛川、大德川、宝聚川、长源川、宏源川、通川盛、福廉泰、大德兴等茶庄30家，分号更是遍布于国内的通商大埠。大者资本10万两（长裕川、大玉川），小者2万两。茶业字号的集聚使得大量茶商及相关商业人才聚集在祁县城内，同时茶业资本亦大规模集聚，最终形成茶业的产业集聚。

　　汉口山陕会馆是清代山西和陕西两省商人共同修建的会馆组织，在汉口山陕会馆志中记录了山西茶商，特别是祁县茶商行会组织众多其他商人共同捐资，共举事业。修建山陕会馆的所有商号捐资在千两以上的有40个，其中祁县商号有13个。祁县商号的经营类型比较集中，多为茶庄和票号业。祁县茶商和很多其他地区的茶叶商人通力合作，成为相与，推动了汉口茶业贸易的发展。从商人们共同出资敬立匾额的事例可以管窥一斑。

　　例如在财神殿，清光绪七年（1881年）9月，由祁县兴隆茂等茶庄与太汾两府红茶帮14个商号敬立“大义参天”匾。清光绪七年（1881年）孟冬月，由祁县长顺川、长裕川、长盛川、大德兴、兴隆茂茶庄与太原府盒茶帮18商号敬立“千古正人”匾。再如在天后宫，清光绪十年（1884年）孟冬月，由祁县长裕川、长盛川、大德兴、兴隆茂茶庄与太原盒茶帮15个商号敬立“元功继圭”匾。

　　山西茶商通过建立行会组织团结乡与，维护商人群体的共同利益。19世纪，汉口地区有六个中国茶叶行会其中便包括主要从事对俄贸易的山西茶帮。后来茶商们看到茶叶贸易中各种不正当竞争，如茶样与大宗茶品质不符、种茶衡器不统一等等，为了维护集体的利益，他们决定组成汉口茶叶公所。茶叶公所的作用首先是制定度量衡标准。确定茶叶过秤的监督机制，由公所规定共同校准，不许同业各帮茶商私自增减。茶业公所一经发现暗中破坏章程的商人将把他交由所属牙行或是官府予以惩戒；若是行会成员违犯规章，则由茶业公所对其实施处罚。

　　其次是维护茶叶价格机制。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汉口茶业公所力图控制这种不良现象，在召集全体行会成员举行了一次会议后，拟定了一套贸易规则，并通过茶业经纪人的作用，获得了汉口道台的官方认可，使得该建议草案具备法律效力。贸易规则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茶商不再被允许事先通过经纪人将样茶提供给外国买商，而是需要等到茶商将全部茶叶都运到经纪人的茶栈后，由茶业公所专门指派的经纪人从所有茶叶中随意选择样品；二是要求茶叶购买商行和茶找各指派他们的一个成员，共同监督最后过榜、成交的过程，同时要求买主必须在茶叶检查完毕并过榜后三天以内，付清账款并运走货物，以避免一旦遇到市场行情变化，外国买家违背契约。同时，为了避免由于掺假行为造成的茶叶价格下跌，茶商组织还按上市时间的不同对所售卖茶叶的品类进行了具体规定。

　　商人组织从流通环节限制不正当竞争，约束组织成员的行为，规范茶业市场，进而将触角延伸至生产领域。商人行业组织作为一种私人秩序，便试图充当起经济秩序的维护者，在流通领域中规范同业人员与洋行交易时的行为，以及在生产领域中控制茶叶质量、保证茶叶品质等方面，商人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

　　清政府作为强势政府对恰克图边境贸易以及汉口商品交易进行严格管理，虽然清政府所追求的是政治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高于商人利益，但毋庸置疑的是，政府利用强制性权力干预市场秩序，对商人产权提供了相对有效的保护，这时恰克图商人组织以及汉口的商人行会从内部监督和约束成员行为，是对政府律法的一种补充。由政府主导，商人组织参与制定的贸易规则，对于降低恰克图和汉口市场中的不确定性，以及抑制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对有效地控制了商品质量标准和声誉，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实现了市场稳定健康的发展，同时促进了商人的发展。

　　当代山西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在党的领导下，政府发挥好服务作用，要把握主体论，激发人民群众、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动力潜力，着力造就数量充足、结构优化、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劲旅、旗舰企业、领军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