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茶户贩私茶、茶商贩、其他人群都有哪些现象？

南宋时期茶户贩私茶、茶商贩、其他人群都有哪些现象？

　　劣质茶叶的危害,大秦茶叶专营店,批发茶叶包装盒。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长河中，私茶现象伴随着官府垄断茶叶买卖而出现，官府垄断茶叶是为了获取茶利，而贩私茶者本质上也是为了获取利润。

　　由于历朝历代茶政的变革，加上产茶区域茶业发展的日益壮大，私茶现象也在随之发生变化。而贩卖私茶的人群，分为茶户贩私茶、茶商贩私茶、其他人群贩私茶等情况。

　　茶园户作为处于产茶区域中心的群体，他们对于茶叶的了解是非常丰富的，也是能够把握茶业经营动向的人。一般来说，贩私者贩卖私茶的第一步，就是找到供应私茶的源头，即茶园户。

　　可以说茶园户贩私茶的现象从唐代就已经出现，茶业发展至北宋体系更加完备，北宋茶园户贩私茶更甚，到了南宋，茶户贩私茶自然也是私茶交易的普遍现象。茶园户私贩茶叶可追溯到唐代，在当时政府实行禁榷的大背景下，仍然有非官方承认的交易存在，且在利益的驱使下，私茶现象愈演愈烈。

　　茶官针对这些不利于官方垄断茶业的现象，提出了解决方案。当时的茶叶生产者试图藏匿私茶不送官的现象是很多的，从通商到禁榷，园户有很大的利益落差，因此会有藏匿私茶以换茶利的现象发生。再加上南宋时期政府对茶园户的要求十分苛刻，对其索取颇多，以至于茶园户常常不堪重负，为了缓解茶业压力，走上贩私茶的道路。

　　茶园户贩私茶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私藏茶叶后私贩给私茶商，二是将次等茶交官或在茶叶中掺假，以此减少成本增加利润。

　　茶园户作为茶叶的生产者，是私茶供应链的源头。例如位于东南的建州，建州生产的北苑腊茶是重要的贡茶，其规模之大可谓是盛名一时，北苑“上春采茶时，茶园无数，击鼓闻数十里”，南宋时福建路私贩腊茶的现象很常见，通常是借生产贡茶之由私藏私贩。

　　由于腊茶的生产工序十分考究，朝廷投入了很多财力物力和人力，但实际上朝廷所需贡茶数额有限，却依然有园户借生产贡茶之名超数制造，动用了过多的人力财力。因此，隆兴元年朝廷针对福建此类现象出台禁令，“过数制造，显是违法”，并要求福建转运司，时刻关注生产贡茶所用的资源账目。

　　另一种茶园户贩茶的行为是掺假制假，在当时茶业繁重的情况下，这种伪劣茶充斥在两宋的茶业市场。如福建北苑出产腊茶，腊茶名贵，不法茶园户和茶商为了多谋私利，在好茶中掺入次等茶或是面粉、薯叶等杂物以充饥粮。那么私藏下的好茶便可卖予私茶商，因此有茶园户贩卖的私茶有品质高于官茶的现象出现。

　　茶商贩私茶的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取得货源，在这个环节私茶商通常会和茶园户串通。二是将私茶贩卖出去，根据贩卖形式的不同又分为很多情况。

　　北宋时期官府为有效执行榷茶法令，严禁茶园户与茶商私下交易，后经蔡京改革茶法，允许茶商使用官卖茶引与茶园户直接交易。南宋时也承袭蔡京茶法的放宽政策，这样的做法方便快捷，简化了交易流程，也节省了政府的人力物力。

　　但由于这样直接交易的方式，很难让政府每笔交易都监察到，多数靠着茶商茶户的自觉规范使用茶引。虽然官府也有设立相互监督的网络，但易被私茶商利用。南宋茶引价格会因贩卖茶叶种类不同而有区分，欧阳修曾说，“腊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两浙。”

　　有些茶商知道福建腊茶名贵，而草末茶价格较之低廉便心怀鬼胎，串通茶园户弄虚作假，将上等茶按照下等茶的品质批引，以赚取其中厚利。此等作假流程非茶商一人作假可以完成，有时还连同官吏作弊，形成了一个不良的利益链条。

　　绍兴元年，有大臣指出现有的批引漏洞，正常的茶引使用流程是茶贩先前往官方买茶引，到合同场勘验，再带上官方发放的装茶工具前往山场的茶园户处装茶，最后到合同场称重封印。

　　但是由于此过程需要辗转多次，很多茶贩利用文印反复进出城，不按照正规流程前往合同场称重，而是期间“便径赴茶磨户牙人之家贱价货卖”，并且行踪隐蔽难以让人防范。

　　为了解决这一情况，官府要求把守城门的官吏遇到茶贩称进出城买茶贩茶，都要将茶贩及茶引的各项信息抄录在册，以便与合同场核实。并且要求主管茶事的官吏，每十日核查一遍茶引买卖记录，以免再次发生茶贩，违法重复使用茶引贩茶的现象。

　　绍兴五年七月，有臣僚指出，“州县之狱有不能即决者，私商贩获根究来历是也。”可见当时官府为破获贩私案件颇费心思，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追根溯源，商人所贩私货的来源成了问题。

　　同时臣僚又举出个例，贩卖私货者有一些心术不正之人，他们常常为了让老实的茶农茶户为他提供货源，利用指认共犯来威胁他们。而谨小慎微的茶农茶户怕被私茶商诬告入狱，就只能和私茶商合作，从事私茶活动。这样一来，参与私茶活动的人数迅速增加，就算是原本不想做违法之事的群体也会因为畏惧而屈从。

　　南宋时贩茶需凭茶引，私茶商欲贩私茶，就要找使用茶引的漏洞。如史料中记载的有关楚州所遇茶贩，利用茶引使用漏洞贩私茶的事件。有些茶商称申请过楚州运茶到盱眙军，实际上这些人过了楚州地界而没有到达军中，而是在途中寻找契机私贩了茶叶。

　　茶引使用的漏洞，在于主管茶事的官员开具的茶引证明不够详细，再加上巡查网络不够严谨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导致茶商有了可乘之机。因此，户部针对楚州出现的私茶现象做出了新的茶引补充说明，“仰楚州主管茶事官实时开具茶引、斤重、客人姓名、饮料字号，入急递官报。”

　　这样的做法可以让沿淮近岸负责监查的官员有据可查，茶商在每项信息都核对完毕后方可通过，这样一来，沿淮岸的贩私茶现象有所收敛。

　　南宋时官府处理被收缴上来的私茶的办法起初是销毁，但是绍兴元年提举两浙西路茶盐公事梁汝嘉，指出这样的做法太过浪费。因此提议“许客人纳茶价，出给文凭，前去都茶场请买前住山场交引兴贩”，并且将此等处理私茶的办法推广到东南各路。

　　茶商茶贩是南宋贩卖私茶的主体人群，自旧私茶法创立以来，贩私茶商便是私茶法首要处罚的对象。从唐代榷茶制确立，到两宋榷茶的发展，私茶一直伴随着榷茶制度活跃在茶业市场中，尤其是南宋时期，私茶商的活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原因有多种，从私茶商的被动角度来看，政府取茶利的逐渐加重是促使茶商去贩私茶的重要原因，再加上自上而下的层层盘剥和严厉监管，这是茶商做出应对的措施之一。从私茶商的主动角度来说，贩卖私茶可以给他们带来正规渠道贩茶所不能带来的利润，私茶消费市场扩大以及消费者的增多，使私茶商主观意愿上原意贩私茶。

　　其实到了宋代，贩卖私茶不再只是茶户与茶商两方的交易，他们中间存在牵线搭桥的“中间人”，称“牙人”，也叫牙郎、牙癖。其实牙人不仅存在茶叶交易中，只要存在买卖关系就有可能存在牙人，官府与商人进行洽谈，也需要牙人作为中间人传递信息，牙人以此赚取佣金。

　　如茶商前往两淮州军贩草末茶，要缴纳榷场翻引钱和通货牙息钱共十一贯五百，可以看出茶商去往特殊地点贩茶，缴纳牙息钱是不可避免的。

　　绍兴三年榷货务都茶场明确，茶商通过牙人贩茶的规定，这一规定承袭了政和茶法中的相关规定，茶贩将茶运至住卖处后，可以通过牙人来贩茶。对于牙人的要求是“合依已立定系籍等三等户充牙人”，又或者可以让熟人充当牙人，来引领茶商与铺户商议，这一切都凭茶贩的意愿。

　　南宋初年，有茶贩重复利用茶引买卖茶叶，就是通过磨糊牙人实现的，即在应该前往合同场称重封印的流程中偷偷买卖，“径赴磨户牙人之家贱价偷卖”。

　　牙人在贩私茶的环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起着沟通茶园户与茶贩的作用，他们是贩私茶的参与者，目的是赚取佣金和差价。对于参与了贩私盐环节的牙人，朝廷于绍兴三年定下惩罚条例，“今后告获牙人接引货卖私盐罪赏，并依正犯人法。”

　　绍兴四年，朝廷正式将此条例从私盐应用到私茶上。渡口买扑人是南宋两淮地区茶商经水道运贩茶叶必然打交道的群体。渡口买扑人承包渡口征税，不乏有买扑人徇私枉法，收受贿赂包庇纵容茶贩并与私茶商共贩私茶。

　　南宋时政府对这些违法买渡人，也制定了明确的惩罚措施。对犯法牙人和犯法买扑人的惩罚，是南宋私茶法中新增的内容，只处罚当场抓获的犯人只能破获一件私茶案，只是斩断私茶网络的细枝末节，想要彻底推翻一条贩私茶的线索，就要从环环相扣的每个环节下手。

　　但是，无论是茶户茶商偷贩私茶，还是茶寇武装贩私茶，南宋东南私茶的存在分走了官茶的市场。再加上其极具竞争力的特点，更是使官茶没有什么自身优势与私茶竞争，最终影响到了南宋政府的茶叶专卖制度。政府维护榷茶秩序的办法随着私茶的发展而演变，却始终达不到杜绝私茶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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